尽管合俊方事后否认管理层外逃，并声称意欲挽救工厂，但官方仍将此定性为“恶意欠薪和骗货骗款行为”，证据是，“从该公司3家玩具厂关闭后厂方主要负责人出逃等相关情况分析，拖欠工人工资和供货商货款早有预谋”。
从为全球三大玩具品牌商代加工的知名玩具厂蜕变至如今下场，背后则是玩具行业“世界工厂”模式在内忧外患境遇下难以为继的现实。
合俊倒闭十天后，同样版本故事再次上演。又一深圳玩具厂宣布倒闭，老板逃逸。阴霾来势汹汹，“世界工厂”模式危机正与契机同在。
非常倒闭与非常善后
10月14日一整天，合俊工厂香港高层突然集体电话关机，樟木头镇分管外经贸的副镇长徐鸿飞说：“好不容易发传真揪住香港那边的一个经理，只听到一句，‘公司在香港停牌’，断了下文。”
当天，承担合俊外包业务的女老板李莉在几番催债未果后，曾突然接到电话，称有新资金注入，10月15日可到合俊“结清”。等她们兴冲冲守至当夜9点，却来了三四辆大车拉货，“问话也不说，就是往外拉货，拉原材料，仓库快空了”。
15日清晨5点多，苦守了一夜的李莉终于看到一辆小轿车停至俊领分厂门口，来人连贴了6份通告，宣布工厂倒闭。 7点多，工人云集，打卡上班，却劈头盖脸撞上了“倒闭”二字。“世界工厂”巨大的利益链条上，一个环节断裂，无法承受的风险迅即弥漫开来。
包括刘润中在内的数百家加工商和原料商，正承受着与合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代价。
此前，被拖欠了四百五十多万元的他已有不祥预感，从今年4月始，他听多了老板逃跑的故事，打不通客户电话就条件反射以为也跑了，他曾加紧各种防范措施，派人暗中跟踪工厂的真实境况，还在内部安插了“线人”，随时通报经营“晴雨表”：工人人数是否变化，工资是否按时发放，房租有无拖欠，债主堵不堵门。
尽管合俊“7月工人就罢过工，工资有拖欠”，“不过他的花招还是迷惑了我，像挤牙膏似的还钱，不知不觉上了套”，合俊倒闭当天，头发斑白的他当场哭出了声。
专做破产业务的律师们迎来了黄金时间。“据说有律师专门替将要倒闭的厂主支招，如何利用债主的焦虑恐慌心理，引诱其同意将债务打折清偿，竟屡屡成功。”刘润中说。
石马村，距离合俊工厂步行10分钟，聚居着合俊厂的不少工人，虽然房间条件差，“可房租便宜”。房东大多是东莞本地人，因为稳定的租金收入，一度“终日打麻将过活，如今悠闲日子不再，忙着催债度日”。
东莞有个惯例，如果企业主逃跑，被拖欠的工人工资由出租厂房的房东埋单。房东是个人，个人埋单，房东是村集体，村里埋单。
“一旦逃跑，多年的房租收入就打了水漂。”这个多事之秋，房东们每天上紧了发条，不辞辛苦地打探工厂信息，甚至派人盯梢企业高层人物，以防不测。
幸运的是那些陡然失业的工人们——在紧急垫付了所有工资外，政府正拟成立专门的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后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合俊倒闭也许不是金融危机的典型样本，却是“世界工厂”模式走向衰败的一个活注脚。
外界认为，个体盲目扩张经营不当是其死穴，但在玩具商肖森林看来，以合俊玩具为代表的只做简单加工的“世界工厂”模式，就像一个重症病人，可以延续生命，但存活时日终究有限，“依赖性越强，就越脆弱”。
前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是东莞走世界工厂之路的主导者，“我们当年也知道做‘世界工厂’受制于人，必然产生很多不平等合作条约，但是我们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对国际市场知之甚少，而简单加工易于操作，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
从1980年代末借助港资大转移第一桶金，随后台资闻风进入，内地商人紧随，珠三角大小玩具作坊工厂遍地开花，东莞因紧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一夜成为全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汇拢之地，高度依赖低成本优势赚取利润，亦是当年的发家之秘笈。
拐点正是2001年。在肖森林看来，如果说此前玩具业仅受内环境比如行业竞争，劳动力向长三角分流等因素影响，2001年后，外部压力逐渐增大。 “9·11”之后发生明显变化，订单减少。2007年美国美泰公司大召回事件中，佛山利达玩具企业因玩具含铅量超标被召回，结局是几千人企业倒闭，老板自杀，质量问题始成为悬在所有玩具厂商头顶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8年东莞玩具业进入一个内外交困的集中爆发期。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需求减少，而国内工人工资最低标准则从650元涨至770 元，劳动力成本上升10%，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由此带来的生产总成本提高25%到30%，而玩具的采购定价权依然牢牢握在上游欧美玩具商手中，多年来未变。
“上游抽走了绝大部分利润，下游本就微薄的利润也被上涨的成本抵消，存活不易。”肖森林说。
业内的游戏规则却始终是低价恶性竞争。工厂在9月已倒闭的玩具商周云翔告诉本报记者，玩具行业“黑工厂”最多，这些黑工厂未到工商部门登记，不交税，不规范，可以将加工费砍至畸低。
周云翔的苦水还在于，工人在市场上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过去拼命赶工本是加工厂发家的必备因素，现在“工人也不好管了，找律师要按劳动法拿各种赔偿，频繁投诉，屡屡停工罢工，就此倒闭的也不少”。
上游受制于人，而下游自身低成本优势骤然瓦解，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当年的东莞党代会报告中，李近维曾明确提出，“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是要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很快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现在看来，二十多年后，我们部分实现了当时的目标，但是获得的独立性难如人意，”李近维说，“赚点加工费就满足了，少了升级的闯劲。”
倒闭潮显忧，危机亦契机
困境绝非合俊独享。仅10月初十天内，东莞阳光网报料栏就出现3例工人举报玩具厂倒闭、老板逃跑的滚动信息。“玩具属于奢侈品消费，经济萧条之下最受冲击。”广州市玩具礼品行业协会会长廖燕纯估算，广东有三万多家玩具实体企业，80％完全依靠外部市场的代工订单生存。
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7月广东已有近3000家玩具出口企业“休眠”（意指去年同期有出口实绩但今年尚未发生出口业务），大部分是私企。
广东省社科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丘杉曾在香港做过调研，在香港有一种“光荣结业”的说法，就是“我赚到钱了就关门了”。如果升级再投入，风险可能更大，而转移到内陆其他地区，整个供应链条以及周边配套搬不走，生产成本太高，“选择‘光荣结业’的多于其他选择”。
东莞茶山镇、常平镇等几个工业园区，是玩具工厂比较集中之地，现在满目是闲置的厂房。东莞厂房网上，寻租的新厂房数量猛然增多，各镇均有分布，一些回收旧设备的公司则在网络上四处发帖公布联络信息，吸引破产企业。
多位玩具厂商预测，纯做简单加工的玩具企业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境危急，而且“今年底明年初可能才是最难捱的日子”。
不甘沉沦的企业正积极自救。2006年之前，肖森林的玩具厂100%做出口加工，完全依赖欧美市场。这之后，他深度焦虑于利润之薄无以为续，于是殊死一搏，将前期积累的资金孤注一掷，投入研发，注册自己的品牌“哈一代”，工厂也从原来500人的规模瘦身到200人，同时将生产厂转移到了成本更低廉的老家河南。
肖森林说，“世界工厂”转型要从橄榄球型向哑铃型过渡，“橄榄球型，意味着两头小，最重要的研发和销售在外，由国外控制，而利润最少的生产环节在国内。”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亦认为，关键在企业自身抗变能力如何。加工企业本身在技术、管理方面要不断更新，产品可以转变，从而以效率提升来增强竞争力。
但企业难升级的现实症结在于，“十年前流水线的工人十年后水平依旧，没有相关培训投入，还是只会简单加工，而企业主满足于赚取微薄利润，有了资金积累，宁愿投资于房地产、矿产、股市，也不愿用于制造业升级。”陈文鸿说。
连李近维也遗憾，东莞人这么多年做了三个“魔术”：用布遮着一片丘陵山地，变成一片工厂；用布遮住一片农村，变成一片城市群落；再用布盖住一批农民，弄来弄去，掀开布一看，农民基本还是农民。
政府提出“腾笼换鸟”，劳动密集型企业主则担心，如果笼子腾空了，低素质的鸟走了，高科技的“鸟”却引不来怎么办？产业转型空白期如果太长，东莞农村物业经济将蒙受损失。
有些中小企业主们，自己琢磨出一个法则，缝一条适合自己的“冬衣”增强抵抗力，普遍的做法是缩小规模，“从上千人的大厂缩小到几百人，从几百人减少到几十人”。
正如历史上曾出现多次瘟疫，而疾病大流行除了可造成死亡，甚至可以摧毁城市、生活，瓦解文明，但人类若有幸得以控制疫情，则可能更加健全医疗品质、改革制度。
貌似瘟疫的产业阴霾肆虐之时，也许正是“世界工厂”乃至整体社会锤炼抵抗力之机。
（文中部分当事人为化名）
外患·被钳制的宿命
编者按：曾经蓬勃的中国玩具业，正经历着自诞生起最剧烈的动荡。“合俊”之死，揭示的内忧种种，暗示着世界工厂模式“愈依赖，愈脆弱 ”的本质，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迈克发掘的则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中国玩具业，逃脱不了的遭受欧美上游钳制的宿命。中国玩具业在内忧外患中期待新生。而同一个小小玩具在当下的世界之旅，在美国是一个“健康”故事，在中国的“世界工厂”，仅是一个“生存”故事。
一个美国独立调查记者发掘的若干真相
销售有毒玩具，“美国应负重要责任”
真相之一：因为欧美对于玩具产品的设计标准不同，导致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玩具在酯类和铅含量上超标。美国作为进口者，占据销售关系的主动，缺乏严格的标准，也应为此负重要责任，而不是只把祸水往中国公司身上引。
四十多岁的迈克，是一个以揭示真相为理想的美国独立调查记者。迈克在考察中国玩具进口问题时发现，中国工厂是按照终端生产商的要求进行生产的。而美国和欧洲对玩具中酯类物质含量的标准不同。欧盟采用的是防御性标准，对酯类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而此前，美国各地曾经也尝试颁布类似严苛标准，但被国内利益集团阻挠，未能及时全面推行。
2006年12月，旧金山通过了一项禁止生产、销售和派送包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和双酚A的玩具和用品的法令，却遭到了玩具制造商等大公司的强烈反对。为了自身利益，加州的零售商联合会与加州杂货商联合会向加州最高法院起诉旧金山政府，抗议禁止双酚A；又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加州北区，抗议禁止邻苯二甲酸酯，美国化学理事会也为商家代言,认为增塑剂对人体并无大碍，迫使两个地方法案延缓实行。
那些代表增塑剂生产厂家、玩具制造商、零售商和商店的集团质疑旧金山并没有通过这个禁令的权利，他们说他们的产品已经安全使用几十年了。美国五大制造双酚A的厂家发言人则说：低剂量的双酚A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风险。
由于商人们的发难，相同的禁令提案在加州、马里兰和明尼苏达暂时被否决了。
美国玩具工业协会则曾聘请了众多游说者抵制10个州的相关立法提案，这十个州包括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
显然，玩具制造商，比如美泰，受到利益的驱动，为了减少成本，阻挠对生产标准作出严格的界定。美国的化工行业界当然也难辞其咎，他们没有做好看门人的角色，国会的议员应尽量把选民的意见反映到法律当中，却受挫于各种利益团体的影响。
美国民众开始阶段并未意识到应联合起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这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尤其是在有毒玩具问题上，执政的共和党本身就对市场干预持有巨大的保留意见。当然最直接的责任方是美国国家消费安全委员会，作为这一行业的直接主管部门，实在难辞其咎。
被游说的媒体
真相之二：关于有毒玩具问题，美国媒体摆脱不了以玩具商为主的说客和公关公司的影响，大部分都倾向于把责任怪到中国生产商的头上。
迈克曾参加福克斯电视台的《前线》节目，当时他在旧金山，演播室在纽约，主持人准备了很多问题来说明中国在销售有毒玩具中责任巨大。迈克坚持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观点，美国作为进口者，占据销售关系的主动，美国应该为此负责，而不是把所有责任一股脑推到中国身上。因为是现场直播，片子被全国观众看到了，很多观众来信为他的大胆言论叫好。
电视台受到广告商的影响，总有一些倾向，主持人作为美国人，总是预设美国人是无辜的，在美国，关于玩具生产的标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叫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主席是由总统提名经参众两院批准后上任，但近年来由于预算原因，人员被裁减至只剩几人，精力不足，而这个委员会的人员基本是由玩具商协会建议，类似于球员和裁判是同一批人，所以基本上是玩具商委员会说了算。
在华盛顿，有很多专业游说团体，很多以前是政客，有很深厚的政治资源，媒体同样摆脱不了说客的影响，同时玩具设计商也利用公关公司或者其他的途径来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而要想澄清事实，也只有依赖独立媒体在背后的挖掘和调查。美国媒体大部分都倾向于把责任怪到中国生产商的头上。
不过美国媒体的基本理念，是给各方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但中国的反抗意见由于缺乏必要的渠道反馈到美国的媒体中，所以基本听不到中国玩具工厂的声音。
新法案转嫁新成本
真相之三：2009年1月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玩具将接受美国新通过的法案的严酷检查。法案将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含铅量标准。美方有意将由健康因素导致新增加的成本由中国生产工厂承担，风雨欲来，中国玩具工厂将面临更大的困境。
2007年底，迈克独立调查的书和文章出版后，很多美国的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向消费安全委员会进行投诉，要求提高进口标准并更多地关注玩具的安全。一些家长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正处在危险物质的危害之中，开始联合起来向议员建议，上门拜访，写信，敦促他们的代表在议会立法的时候提出这个议题，赢得了政府的关注，最后导致2008年8月布什政府签署了《玩具禁铅法案》，通过名为《提高消费产品安全性法案》的议案，法律将在2009年1月生效。新法案将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含铅量标准，法案涉及所有目标群体为12岁以下儿童的玩具。
旧金山女议员FionaMa2008年9月又发起一项禁止3岁以下儿童的玩具中含邻苯二甲酸盐的活动。拥护者们在投票当天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在洛杉矶知名儿科医生HarveyKarp的带领下，将1000只不含邻苯二甲酸盐的橡皮鸭驱散开来，“少年安全化妆品组织”的少女们也召集州内的朋友向立法机构施加压力，称她们一年内就具有投票权了。17岁的少女对她们的后辈施予这么大的关心，还真是罕见的。10月14日，施瓦辛格州长签署了Ma提出的法案，法案也将于2009年生效。
利益与健康之战的故事结局是：健康赢了。
新的标准下，中国的玩具需要进行两轮检查，除了中国之外，还要求第三方进行复检。第三方检测的引入将增加中国生产商的成本支出和资源成本，这样两次检验的费用都需要中国生产商承担，同时也给出口设置了很高的壁垒。
当美国国内民众开始了解到酯类物质的危害以后，欧盟的标准就成为一个标杆，消费者希望美国的标准也要提高，2008年4月左右，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执行主席诺德与欧盟负责消费者保护工作的专员库涅娃讨论后，双方同意在中国产玩具质量方面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目前双方的标准达到了一致。
新标准，对于中国的厂商而言，首先他们生产的成本肯定会提高，据我的调查，这方面的成本将给中国工厂带来较大的负担。我的理解是，其实中国厂家在为欧盟生产玩具的时候就是在按照欧盟标准进行，因此他们实际上两套生产线都有，当然可能旧的生产线需要淘汰，这部分成本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两轮检验的费用需要中国生产商承担，由此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可能会导致中方的负担加大并提高出口的价格，而美国的终端生产商如果觉得这种价格无法接受可能就会转移加工厂，现在越南和印度都是可能的下一个落脚点，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而中国由于工人力量的增强以及地方政府的介入，最低工资标准在提高，低成本优势正在慢慢失去，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发现越南和印度生产的玩具充斥着美国的各大商场了。
可以看看日本的商人，他们如何操作，如何成功地打消美国人对日货的恐惧心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在目前看来，中国仍然是处在全球化链条的下端，没有办法对上游产生足够的影响，这需要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另外中国政府也可以更多地介入到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帮扶上。美国在克林顿时期就大力扶持美国企业在全世界扩张，并为此创造很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强大以后，就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更有发言权。另外，话语权的问题，需要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同时我个人认为也需要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在和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应更多地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和企业的形象，这样才会为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奠定良好的基础。
